微视频丨习近平和孩子们在一起

因毕摩做完仪式后不能在主家过夜，亚里背着欧几夫哈将外公接到家里。

2002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还曾经一读通过民法草案，试图按照符合国情、立足客观条件的原则，尽量保持既有的民事规范——基本上是采取红线串珠的方式，把各种单行法汇编成一个总体，却并不拘泥于法理上的连贯性、整合性。今天在国家制度现代化乃至全球治理的背景下重新思考道德问题，首先不妨侧重探讨法律内在的道德性。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即将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提交审议的《民法总则（草案）》抱有殷切的期待。由此可见，民法总则的内容能否充分反映社会现实的变化、能否充分满足民法解释上的需求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契约规范的创新越来越有赖于一般条款的催化和媒介作用。在上述过程中，法学界以及实务部门围绕《民法总则（草案）》的内容进行了热烈的、广泛的、深入的讨论，使有关条文的内容进一步充实和完善。法律上的抽象化对于权利义务关系的适当协调处理、对于通过概念计算进行各种利益的权衡考量当然是必不可少的，然而也要注意，与前面提到的具体差异相关，契约实践中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契约类型（例如消费者金融契约、固定格式契约），并导致频繁运用诚实信用原则等一般条款的契约规范逐步形成和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民法总则应该而且有可能显示社会体制转型的蓝图。

另外，除了与传统的财产关系和家庭关系相关的权利之外，伴随着时代的变迁，与知识财产和信息相关的一些权利形态（例如隐私权）也已经呈现并变得越来越重要，也需要通过民法规范加以确认。后来立法机关鉴于改革开放时代的需求和客观条件，采取先公布《民法通则》、分别制定民事单行法，待条件成熟后再编纂统一民法典的渐进主义策略。监察委员会与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合署办公，与此前行政监察部门与纪委的合署办公，在性质上有重要区别。

在地方，实际是各级党的纪委书记向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作。但是，如果监察委员会可以对党的专门机关的公职人员进行监督，就意味着它可以对一级党委的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统战部长、对外联络部长进行监察，可以对专职的党委常委、党委书记进行监察，可以对省委书记、市委书记进行监察，这在政治体制上就出现一个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了。这些都是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法定程序，应当充分认识到在重大改革中遵守这一法定程序的极端重要性。人民代表大会这个家长要有效又省力地管住四兄弟，就要有办法让四兄弟互相制约平衡，避免某个兄弟权力独大、称雄一方，甚至到其他兄弟无法制约乃至家长也管不住的地步。

第三，检察机关在新的国家机关体系中将何去何从？长期以来，在一府两院体制下，与审判机关相比，检察机关实际处于一个相对弱势的地位。这可以说是完整意义上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监督，对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体制可能产生重大连锁影响。

在这一重大政治改革中，媒体报道包括学术刊物的各种讨论，应当十分注意处理好党的主张和权力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关系，不能给人一种印象：党提出了主张，权力机关还没有依照法定程序行使职权，但行使职权的结果就出来了。按照现在的设想，监察委员会与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就会出现国家机关与党的机关完全重合的现象，这样，它与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关系就变得微妙起来。但是，对于三省市的授权决定及其实践，确有几个关键问题应当足够重视： 第一，应全面认识授权的意义。这次授权三个地方设监察委员会又是一个个案授权的典型。

笔者认为，做好授权探索试点、让各方面形成共识，需要一个时间过程，这个时间过程如何与紧接着的立法计划科学衔接，需要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有的观点可能寄希望于检察机关对它实行法律监督，难度恐怕很大。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在积极推进改革的同时，要特别抓住稳妥二字。其中，行政权较为强大，但法院通过行政诉讼监督行政机关，检察院既监督法院，也监督行政，行政机关和法院对检察院彼此之间也都有制约监督的特点。

但与整合多少职能、如何整合职能、整合职能后的积极效果与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相比，孰大孰小，需要一个谨慎的评估和权衡。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向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作，在中央，实际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作。

本文原题为《对推进监察体制改革的一些建议》，首发于《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2期专论栏目 进入 刘松山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监察体制改革 。按照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监察体制改革的授权决定，监察委员会对各级党组织领导成员的监督检查范围，显然包括了是否依照宪法履职的监督检查，而三省市的各级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也显然包括了对同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否违宪的监督。

第六，监察委员会整合其他党政机关的广泛监督职权，最终的效果如何？建议有关方面进行一次立法前评估。由于国家武装力量的特殊性，宪法没有规定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作，实际大大削弱了对中央军委的监督力度。改革要蹄急，但同样要步稳。因此，我们应当全面认识授权的意义，特别要注意到，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既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或者成败兼具，利弊一时难以权衡。而对党进行宪法监督，也涉及我国政治体制的命脉，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政治和法律问题。它向我们直接提出：是不是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我们已经认可监察委员会作为一级国家机关，可以对党的机关及其公职人员进行监督了？因为各级党的机关就是由党员公职人员组成的，监察委员会对其所有公职人员都可以进行监察，实际就意味着它可以对整个党的机关进行监察。

这里的各政党和个人当然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及其领导人、负责人。但是，现在监察委员会与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完全合署，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这在性质上与此前国务院的一个部门与中纪委的合署就有重大区别了。

二是，它依法行使各项监察职权，而且，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很多原有职权，都由监察委员会行使。十八届六中全会透出了设立国家监察机关的信号，党的文件和领导人包括不少专家学者，也提出了修改宪法、制定国家监察法、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的主张意见，甚至列出了具体时间表。

党员身份的国家公职人员，包括以党员身份担任国家机关公职的人员，也包括只担任中国共产党的各级机关公职的人员。除了中央一级有国家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之外，一府两院明显有三足鼎立、互相制约的意味。

类似情况已有先例，就是历史上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的设立。推进监察体制改革，设立监察委员会，目的是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这是重大改革，但随后产生的一些重大问题就需要引起注意了。如果开了这个口子，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宪法监督制度的改革完善，将会产生重大深远影响，建议有关方面进行慎重讨论研究。

是立法，就要听取不同意见，包括各种反对意见，要像彭真当年所说所做的一样：八面树敌，通过听取不同意见缜密考虑立法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面临的问题困难。2015年修改的《立法法》第13条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根据改革发展的需要，决定就行政管理等领域的特定事项授权在一定期限内在部分地方暂时调整或者暂时停止适用法律的部分规定。

这是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问题，为了保证重大改革的正确性，应当允许和鼓励公开讨论，包括公开提出不同的意见。所以，谁来监督监察委员会，是一个需要十分重视的大问题。

所以，几十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监督权，实际主要针对的是一府两院，没有把中央军事委员会纳入具体的监督范围。建议慎重研究党政机关及国家机关之间出现的一些新问题 在人民代表大会之下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将使党的机关与国家机关之间以及国家机关彼此之间出现一系列新问题，建议慎重研究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第一，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地位和权威会不会因此而下降？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虽然与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合署办公，但是，监察委员会是权威很高的国家机关： 一是，它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在国家机关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

从国家政权机关行使职权的特点与规律来看，政府为保持行政管理的依法有效运行，可以也应当有自己的政纪，用政纪约束行政机关公职人员，实行自我管理、自我修复。为什么要授权？就是因为全面立法的条件不成熟，情况看不清楚，要先在局部试点探索一下。在这个过程中，各方面会提出很多不同意见，不少意见会被党中央吸收、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吸收。授权既包括试对，也包括试错。

监察委员会的权力很大，实行监察面的全覆盖，但是，一府两院包括人民代表大会这个家长有什么利器可以用来制约监察委员会呢？这是一个需要慎重研究的重大问题。但这有两个问题须研究： 一是，监察委员会与其他党政机关的职权界限应如何作科学的划分，划分的法理依据是什么。

对于监察体制改革的授权试点，强调总结经验，全面立法推行开来，无疑是必要的。第三，应多听不同意见，特别应当注意听取和考虑各种反对意见。

是不是由于修改宪法和制定国家监察法时间紧迫，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授权决定中就没有规定具体的授权期限？若是这样，如此重大的试点改革在一年零几个月的时间内能否完成？能否充分总结经验、充分发现问题并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值得有关方面高度重视的问题。监察委员会要对这些机关单位的公职人员进行全面的纪律监察，在专业性方面如何保证？ 比如，原来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公职人员范围的监督是有限的，但现在，监察委员会要实行监督检查的全覆盖，必然产生巨大的工作量，需要一个多少人的队伍才能承担这一职责？ 再如，公职人员都分散在广泛的单位和领域，公职人员的很多问题特别是类似道德操守这样的问题，不出大事一般都是捂着盖子在内部小道传播的，监察委员会作为外部机关，难以知情，这些问题究竟是由公职人员所在单位处理还是由监察委员会处理更为合适？ 第五，监察委员会权力巨大，究竟谁来监督监察委员会？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